《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刊发王济武董事长文章《以科创走廊助力我国建设世界领先创新高地的若干思考》打印

发布时间:2024-06-26来源: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本文选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季刊)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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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时刻,全球科创呈现出集群化、生态化与新型国际化趋势。集群化注重多门类新兴产业与人才的集聚效应;生态化强调原创科技的孵化体系与金融体系、产业体系的相互作用;新型国际化侧重技术、人才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互鉴发展与网络化协作。从孵化器、科技园到科技城、高新区,虽然规模不断扩大,但因为点状空间缺乏线性和网状空间的协同性、多样性、流动性和容错性,很难满足多门类新兴产业集聚的要求,从0到1再到100的孵化链与产业链很难完整并存,实体经济、研发经济、服务经济无法集群化布局。科创走廊作为一种基于高速公路或铁路等交通干线展开的新型协作和创新范式,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科创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打造未来新兴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的重要形态。

 

01、国内外科创走廊的发展现状

 

在世界新兴产业发展史上,“走廊”这种组织形态最早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西周通过沿着江河、山脉线状征服和布局新兴“农业国”的方式,完成天下一统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奠基。在西方文明赶超东方的过程中,意大利“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创新区域在14世纪初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和工业革命萌芽地。

 

科创走廊是以科创为发展主题,以高速公路或铁路等沿线走廊型空间为组织方式的创新区域。科创走廊本质上是一个地域性的、完整的科创生态系统,除了能够有效实现多门类科技与人才在空间上的聚集外,还能打破城市群之间的隔阂壁垒,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互相弥补创新要素的不足,真正带动大区域、多城市高质量发展。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未来将发挥重点区域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有机嵌合,打造科创共同体;同时,需要加强区域科创合作,强化科创能力的一体化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十四五”先进制造业产业协同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亦提出将科创走廊作为区域科创引领、合作联动的创新驱动力。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科创走廊极有可能成为畅通科创内循环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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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我国科创走廊大动脉格局已初步形成。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广深港澳科创走廊为依托构建了东部、南部两大科创城市群;以北京为策源地,依托京津冀,连通雄安新区形成华北科创新廊带。三个超大规模的科创中心利用巨大空间载体和三链分工协作,引领带动国内科创发展。借助地理优势,三大科创中心亦通过对接国际科创体系承担起配置海内外优质科创资源的功能,实现了科创循环并轨闭环。

 

随着我国科创体系的不断完善,各区域科创强度不断提升,产出成果增长显著,科创走廊建设成效逐步显现。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例,启迪控股以漕河泾科技园松江园区为主要依托参与了G60科创走廊的谋划诞生发展全过程。漕河泾科技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G60科创走廊的起点园与“科创样板间”。在短短7年内,该园区规模、单亩税收、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等指标就已经迅速赶上老牌园区,并对所在地区产生了全方位带动效应。2018年以来,G60科创走廊九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1.5%升到15%;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增长226.4%;“产学研”合作深度水平与部分国际科创走廊相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历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表明,创新的空间集聚现象依然明显。全球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些科学技术集群层面,尤其是东京—横滨、圣何塞—旧金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科创走廊一直是表现最好的创新区域。全球典型的科创走廊有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波士顿128公路走廊、日本东京筑波走廊和英国伦敦剑桥走廊等。以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为例,沿线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为依托,以大量风险投资公司及基金为支撑,以高技术中小公司群为基础,集聚了谷歌、脸书、英特尔、特斯拉、苹果和惠普等上万家科创企业,形成了大学与企业紧密结合的产学研创新体系与产业链条,成为全球信息产业人才的集中地以及高新技术创新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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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101公路科技创新走廊

 

美国波士顿128公路走廊则将沿线多个大学、企业、科技园区及城镇串联起来,聚集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60多所高等院校和3600多家从事高技术研发、生产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同时也集聚了大量风险投资机构,是支撑波士顿科创的重要通道,是仅次于硅谷的世界第二大微电子中心。

 

02、科创走廊的突出特点

 

对比分析国内外知名科创走廊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我们发现科创走廊在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构建企业创新网络、聚合创新要素资源、配套创新服务体系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共同特征。

 

一是大学科研机构提供原始创新能力。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大学和科研机构源源不断地创新人才和知识生产,形成了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国际典型科创走廊大都集聚了一批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科创走廊基础研究和研发创造的重要来源。

 

二是领军企业引领打造科技产业集群。行业领军企业作为产业链的头部,具备较强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在科创走廊的创新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世界知名科创走廊在发展过程中均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形成以某一或若干领军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生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成功打造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高地。

 

三是创新要素高度聚合形成创新生态。科创走廊从科学知识源头开始,包含多个主体,经历多个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知识生产、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分工明确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且这种体系带有明显的高端要素聚集性和生态融合性,实现了走廊内资源要素的良性循环发展。

 

四是金融服务体系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金融服务是科创走廊必备的基础设施。从国内外案例对比看,现有科创走廊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拥有多层次、宽领域的融资体系和风险投资体系。如美国波士顿128公路科创走廊紧靠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和韩国京畿道科创走廊也都拥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

 

03、以科创走廊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建设世界领先创新高地的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城市群和都市圈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但当前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有些城市群中的城市之间虽然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但行政区划带来的壁垒仍然存在;由于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各地在科技规划的相互衔接、联合科研攻关、共建创新载体等方面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各地区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认定也存在不同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策落地执行难度增加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科技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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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走廊因其集群化、生态化的内在特征,无论是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机制,还是创新要素的融通流动、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我完善,都成为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突出问题的有效路径,日益成为促进区域创新联动的重要途径。我国应加快打造功能互补、要素自由流动的科创走廊,特别是在多门类实体经济与研发资源相对丰富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其它规划城市群的区域,尽快规划、启动、建成标志性的科创走廊,建立和完善跨区域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建设世界领先创新高地。

 

(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中国式”创新模型建设科创走廊

 

在建设科创走廊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式”创新的升级突破,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级别推动作用,成立新型管理机构,激发、组织、引领各界相关领域的“人”形成创新战斗力。科创走廊的形态、机制和规模都非常适合发挥政府作用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特别是在新一代科创走廊的管理模式设计上,更有条件加快政府职能从行政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充分发挥政府作为政策激励者及制度保障者的作用,打破各类创新主体的边界,促进跨区域融合,有效组织区域科创联合行动,为世界贡献“中国式”创新模型。

 

党组织领导协同创新组织,形式不一定是管委会,也不一定是行政化协同,可以是理事会、委员会等多种形式,各方成员均可加入,达到行政与市场互补协同的效果。G60科创走廊的建设成就表明,多城市强化区域产业链联动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效果很好,特别是在区域创新协同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等方面都有所突破。比如,九城市第一次联合共派干部、实体化运作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共同出台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等区域协同工作制度;九城市分别成立了G60推进办公室,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平台共建、信息互通和干部挂职等机制。

 

(二)布局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联合体,推动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

 

通过在科创走廊布局新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多种科创联合体,实现区域内各种新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重大科研设施等资源共享,深化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融通,从而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奠定基础。

 

教育、科研与产业相结合。推动在科创走廊建立新型大学等新型研发机构。这种新型大学可以是“研究生院+研究院”相结合的形式,如清华大学与军事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与产业集团联合培养高端人才等,真正打通教育、科研和产业的边界。高校的教育科研活动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防事业和农村建设等多方面深度结合,推动科研成果高效率地落地转化,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教育、科研与创新相结合。推动高校、科创服务机构与大企业联合建设“学科+产业”“投资+孵化”“创新中心+基金”等创新联合体专业孵化体系,实现创新孵化链与新兴产业链的融合,不断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区域内“从0到1再到100”的新兴产业集群。硅谷、剑桥的孵化趋势是大企业基于自身战略需求直接投资孵化器、加速器,或与知名科技园进行合作。世界500强企业霍尼韦尔与启迪在G60科创走廊合办了多期“加速器”活动;国内500强企业华为也与启迪剑桥科技园联合开展了科创合作。这种创新联合体型专业孵化体系不仅推动了大企业自身的创新升级,也为中小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拓了应用场景,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产业生态。

 

(三)创新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为科创走廊提供金融支撑

 

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特征决定了其巨大的融资需求和风险分散需求。初创型科技公司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很少有传统商业银行所认可的授信、担保、抵押物。而科技成果产权难以界定,且必须与人才团队合一的特点,进一步加大了传统金融业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的挑战。因此,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传统商业银行很难给予中小型科技公司充分的金融支持。由此,我们认为,建设多层次科技金融体系,除了以基金为主的常规模式外,应在债权金融领域探索成立专业的“科技银行”。

 

科技银行是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专业性银行。其专业性既体现在银行团队以懂科技的金融人才为主,也体现在风险管理模式结合了风险投资转化机制。在人才团队方面,科技银行的团队需要深入了解科技企业的行业特点、生命周期、资金需求等专业信息和知识。在业务模式方面,科技银行通过与投资基金机构密切协作,为科创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和增值服务,如:“债权+股权”模式、可转债、附认股权证的债权等。在风险控制方面,依靠专业科技服务平台进行前期风险把控,对企业未来成长性及投资回报进行识别,通过股权和债权联动机制进行风险抵偿,基于科创成果的“未来价值”向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科创走廊配套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将成为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更好建设全球创新高地的重要举措。

 

总之,科创走廊以其跨越地域广、聚合要素多、生态协同强而具有突出优势,在国内外创新实践中已发挥出重要作用。我们期待与各界朋友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科创走廊的运行规律,总结经验启示,助力党和国家统筹布局、优化建设一批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科创走廊,为我国建设世界领先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